再梳頭記

我有四本周耀輝的《梳頭記》(發黃版本)，出版時當下買了一本，看了喜歡，後來友禾結業，在信和特賣場見到$10一本，一口氣買下三本，結果書成了絕版，我可能曾經是全世界擁有最多《梳頭記》的人。

現在應該不是了，因為已推出簡體字再版，叫做「二十年後簡體復刻限量版」，我在阿麥書房見到，竟然忍住手沒買，我這種元老對新版是有點抗拒的。

我所擁有的《梳頭記》有周耀輝簽名，在最觸動我的一篇《水仙花的蕊》上揮筆，他還寫下了一句簡短留言，原來這個簽名是在1991年簽下的，時間久遠得恐怖。看回原版資料，出版日期1990年4月，原來未夠20年，可能書成於1988年吧，舊版港幣$28，新版$65。



我是老書迷，周耀輝在7月開講談會，按道理應該去聚舊，但我又很怕桃花依舊人面全非的感覺。周早在6月頭已攜書到北京清華開了巡迴第一站，香港是另一站，他算是少有能夠開拓大中華讀者群的香港作詞人。

周耀輝講談會（香港站）

開始時間: 2008-07-06 星期日 15:00
結束時間: 2008-07-06 星期日 16:00
地點: 香港 KUBRICK書店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H2地舖

活動介紹
【我、我們和我們的流行曲 周耀輝講談會】
　　　　
講座簡介：
　
從20年前為達明一派填寫《愛在瘟疫蔓延時》開始，周耀輝成為香港樂壇一位重要的詞作家，創作了達明一派《忘記他是她》、黃耀明《一個人在途上》、《下世紀再嬉戲》、王菲《色盲》、《流星》等數百首作品。
　　　　
2008年，他從阿姆斯特丹飛回來，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舉行講談會，這一站來到香港，分享這些年來從創作和學術中得到的體驗，希望朋友們能從中再次認識“我、我們和我們的流行曲，以及我們的流行曲裡的我和我們”。講座上同時推出限量版《梳頭記》（20年後簡體複刻版）書籍，由at17的林二汶重新配圖，供讀者和歌迷珍藏。
　　　　
《梳頭記》（二十年後簡體複刻限量版）
　　　　
著：周耀輝
圖：林二汶@at17
策劃：凍鴛鴦文化

復刻版新加的後記 :
　　　　
「我們喜歡懷舊，過去的，回想起來，總是比較美好。我知道這種想法相當愚笨，卻也聰明，反正就是自保的方法，說服自己日子沒有白過。20年後，再看當年寫的，也想過改之刪之補之甚至棄之，畢竟可惜; 只好承認，舊，還是要懷的，像鬼胎，切勿太相信。謝謝所有看到這篇文字的人。 」
　　　　
《梳頭記》是周耀輝20年前在香港出版的文集，題為“一個26歲男子的日記”，放於現時應稱為“博客”。此“博客文集”現已絕版，應讀者要求，凍鴛鴦文化特重編一本“梳頭記 20年後簡體複刻版”。文章一字不改，但邀請林二汶（at17主唱）重新配畫，時空交錯出一段美麗無端。
　　　　
此處可購買《梳頭記》周耀輝(二十年後簡體復刻限量版)
　　
香港sandymama店：http://www.sandymama.com/index_eproduct_view.php?products_id=218



京華時報 : 樂觀看粵語歌邊緣化
2008-06-08

昨天，香港著名填詞人周耀輝在清華大學舉辦了一場講座。相比歌迷熟悉的林夕，長居荷蘭的周耀輝似乎低調很多。他的作品貫穿並豐富了近20年來的香港樂壇。從達明一派的《天花亂墜》，到王菲的《流星》，再到如今方大同的《愛愛愛》，周耀輝一直在用獨特的視角和語言風格去表達自己。面對粵語歌壇日益邊緣化，周耀輝樂觀地表示：「語言是活的，不用太擔心。」　　

靠方便麵宣泄情緒　　

周耀輝說話的時候，總是帶着很親切的微笑。他說：「我很小的時候就懂得要用不同的方式讓自己快樂。我喜歡看電影，很容易被感動，常常會哭。」和文字裡的周耀輝相比，生活中的周耀輝似乎更加陽光、開朗。「我最近在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書的開頭說‘我們所處的基本上是一個悲劇的時代，所以我們拒絕以悲劇的姿態來面對它’。這代表了我對音樂和人生的態度。我對人世的哀傷基本上無能為力，唯一能夠反抗的就是努力地去尋找快樂。」　　

閑暇時，周耀輝喜歡看書和展覽，還有就是和身邊的人聊天。「我自己的生活有限，如果我願意花多一點時間和別人做朋友，可以分享對方的開心和痛苦，這會成為我的創作靈感。」而在不開心的時候，周耀輝會用方便麵宣泄情感。「一包不夠，我一次要吃兩包。這個方法很管用。」　　

與黃耀明是戰友　　

1989年，周耀輝憑借達明一派一首《意難平》嶄露頭角。隨後的《皇后大盜》等作品讓周耀輝成為達明一派音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之一。達明一派解散之後，周耀輝一直是黃耀明在音樂上默契十足的夥伴。周耀輝說：「不一樣的歌手和我有不一樣的關係。有些只是顧客，有些是並肩作戰的，比如黃耀明。」　　

講座休息間隙，周耀輝特別和大家分享了他和黃耀明合作的《阿姆斯特丹》。「很少跑很遠看朋友的黃耀明，有次特別跑來阿姆斯特丹看我，大家聊得很開心，所以我覺得應該寫一首歌紀念一下。」周耀輝說：「很高興，寫歌是我的興趣，否則不會堅持這麼久。好在我可以和很多人合作，有時候也會把對自己的要求放鬆一點，寫一些比較主流的歌，可是如果黃耀明這樣做的話，歌迷一定會罵他。香港的唱片工作越來越難做，商業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們都有一種要堅持的感覺。」　　

看好方大同　　

在作品的數量方面，周耀輝遠不及林夕、黃偉文高產，但是合作的藝人不在少數。「他們都對我的歌詞很信任，這是我的幸運。剛開始和達明合作的時候，他們就給我很大的自由去寫我喜歡的題材，我就可以很快樹立起自己的風格。」為不同的歌手寫歌，周耀輝始終堅持要讓聽歌的人有所思考。「比如我為方大同寫的《愛愛愛》，就是對現代愛情觀的批判。上世紀90年代後，香港樂壇主流的情歌會讓大家只看到愛情美好的一面。但也有些時候，愛情是千瘡百孔的。」　　

寫了這麼多年的詞，周耀輝坦言：「有時候很怕聽音樂，聽得多了，對音樂的感覺沒有原來那麼強烈。最近我比較欣賞方大同。第一次收到他的demo是後來的《春風吹》。當時覺得很好聽，就打電話回香港問是誰唱的，對方告訴我剛好林夕也打電話說了同樣的評價。我希望方大同可以繼續這樣的創作。」周耀輝遲疑了一下，笑言：「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說，但我不希望方大同變成第二個周杰倫。雖然他變得更商業之後，對我有好處。所幸他還在唱一些有意思的歌。」　　

內地音樂人夠堅持　　

不知不覺，周耀輝已經在北京待了一個月的時間。「我上一次來北京，是十年前。這次來發現在這裡很專心做自己喜歡的音樂的人還是很多，我很感動，也備受鼓勵。」周耀輝透露這些日子觀看了很多另類或者實驗性質的音樂和劇場演出。「來之前，黃耀明給我聽了內地音樂人周雲蓬的《中國孩子》，這首歌特別好聽。到北京之後，周雲蓬和小河有專場演出。小小的場地，他們專注地唱我一般不怎麼會聽到的流行歌曲。對我來說，這樣好像更應該是音樂的表達方式。」周耀輝若有所思地說：「現在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有時候寫一些快樂的歌，讓別人開心也是不錯的事情。可是我還是希望寫一些讓大家多思想的文字。這次在北京就碰到比較多這樣教別人思考的事。」　　

聽聞音樂風雲榜從今年開始取消粵語單元的獎項評選，周耀輝說：「粵語文化在整個華人世界裡面越來越邊緣化，身為香港人，我有一點點擔心。但是語言是活的，所以不用太擔心。粵語現在就像我們的孩子，總為他擔心，但他還是會很好地成長下去。」

南方都市報 : 遇見百分百周耀輝
2008-06-12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王澤生報告廳不大，小的好處是觀眾可以和作報告的人離得近。我到的時候場內已坐得很滿，腆着臉賴在第一排媒體席，幾乎平視着聽周耀輝說話。

常聽達明一派 (以及黃耀明) 的歌並喜歡一邊欣賞一邊翻開CD頁細讀歌詞的人，總會對周耀輝這個名字不陌生。雖然知道那些意境雋永的詞作出自他之手，可這麼一邊聽歌一邊聽他說，仍然是難得的體驗。場內大多是達明一派及周耀輝的粉絲，對歌和詞耳熟能詳，常常周耀輝提到多年前的作品，一停頓，就有人脫口而出。

在香港的詞人裡，周耀輝不似林夕那麼高產，也沒有黃偉文那樣高調，但同上述二位同樣高質。他大學學的是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難怪達明一派的歌詞總是文藝而凄美。當年他向黃耀明自薦詞作，第一首就是《愛在瘟疫蔓延時》。當現場開始播放他的詞作首支冠軍曲《天花亂墜》，他說到寫《天花亂墜》交給黃耀明的時候，被認為太俗氣。於是他說，「我也是文藝青年，我能這麼寫，沒理由達明一派這兩個文藝青年不能唱。」就這麼一路寫下來，《忘記他是她》、《一個人在途上》、《下世紀再嬉戲》、《流星》、《色盲》、《忽然之間》、《十號風球》、《錯蕩》……寫了20年，名字不斷出現在達明一派、黃耀明、王菲、張國榮的唱片裡。他去年寫給黃耀明的《20》，或可看作20年來這位香港詞人的心得，「別望着前面怕一切就快遠離，日夜在成全永遠的美」。

在現場問答環節，問題一個比一個八卦，繞在他和黃耀明之間不肯離開，他也一一作答，坦誠而聰明。有個姑娘問他，林夕愛打麻將，你愛好什麼？你為什麼看起來那麼年輕？他馬上說，「那是因為我不打麻將。」有人讓他比較一下自己和林夕、黃偉文的異同，這樣的問題是意料之中，他就說，香港有我們三個，是很好的事情。還有人問他，黃耀明《若水》中那首《阿姆斯特丹》背後的故事，他也沒有迴避，就講了黃耀明如何在明星光環下希望能放下身心有個安靜旅程，從非洲跑到阿姆斯特丹找他共度幾日的故事。他當初覺得黃耀明面貌漂亮像一個雕塑，等到熟識才發現他也有裂痕，但仍是雕塑。當被問到如何給女歌手寫詞，如何轉換性別角色，他笑答，即使給女歌手寫詞，也不會刻意去調整性別視角，「在我眼裡只有歌手本人，而不是他的性別」，這正暗合他那首《忘記他是她》。

這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自1992年就旅居阿姆斯特丹，國語算是還不錯，個別字詞發音不準則成為調劑全場氣氛的花絮。他一再強調自己的60後身份，面對場上80後為主的觀眾，他笑說自己是爸爸輩的。並非場上小女生對他的誇獎如何矯情，周耀輝確實長得年輕，瘦瘦的，像個斯文的大孩子，氣質得體而平和，說着說着會幽一默，然後壞笑一下，殺傷力驚人。

他說他現在是最快樂的時候。《阿姆斯特丹》中那句「趁換了天空趁一個人換個靈魂」很能描述他的感覺。他近來在讀《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於是用書中勞倫斯寫的一句話作為講座的結束語：「我們根本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因此我們更不可以用一個悲劇的方式來接受這個時代」。

北京晚報 : 詞壇生涯映襯香港變化
2008-06-15

上周末，香港填詞人周耀輝在清華大學進行了主題為「我、我們和我們的流行曲」講座。講座所在報告廳不大，但也吸引了近三百位聽眾到場。很多聽眾因為沒有座位，兩個小時內都站在報告廳最後或坐在講台周圍及過道上「聽講」。這些喜愛歌詞的人聚在一起所進行的聽歌、唱歌交流活動，在音樂「網絡化」、「速聽化」的當前環境下反而讓人感覺陣陣溫暖。

我是「60後」出生的。1960年，我在香港念小學。當時香港流行很多國語歌曲，都是從台灣來的，像鄧麗君之類。我的一些普通話就是從這個階段學會的。到了1970年我上中學時，就開始聽英文歌。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為什麼我在家裡說粵語？在學校學的東西、聽的歌卻是英語呢？後來慢慢才知道，這不單是文化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這是殖民地統治者與被統治人民間的利益不平均。這就讓我開始思考語言、文化、政治、權利之間的關係，並對以後寫詞的思維產生了影響。比如保羅·麥卡特尼有一首歌詞寫的是，「你一定要聽這個男人說些什麼，他說……（啦啦啦）」我當時聽到這個很生氣，心想「他」到底要說什麼？為什麼不唱出來呢？而是用「啦啦啦」的旋律代替？於是我就自己想了很多內容。後來我慢慢開始明白了「言有盡，意無窮」的含義，這基本就是我後來寫歌詞的一種方法。

1980年，我開始上大學，學習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香港當時已經有很多本地粵語歌曲了。但我當時受教堂聖詩的影響很大。它讓我明白了西方文化，又反過來讓我再理解中國文化。並且我瞭解了很多宗教語言，比如之後我會在歌詞中出現「你真偉大」、「萬福馬利亞」以及天國概念的內容。

1988年，我找到黃耀明問他我可不可以為他們寫歌詞。這麼決定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覺得當時香港歌壇太千篇一律。大家都習慣把已經很熟悉的愛情素材不斷使用，我覺得這很沒意思。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寫一些不一樣的？要多謝「達明一派」的開放態度，讓我完成了第一首歌詞作品《愛在瘟疫蔓延時》。此外我還想更多批評當時的香港流行文化，於是寫了《天花亂墜》（你股票價格怎麼？你工作報告幾個？你心裡世界沒變幾多。隨歌唱隨歌舞隨歡樂，隨歌唱隨歌舞隨失落）。黃耀明當時說我這歌詞寫得很俗，又是股票、又是芥菜的，不符合他文藝青年的形象。我就告訴他，要批評流行文化就得借用流行文化本身的形式，而且這些就是我們生活中的真實內容。這樣可以更容易讓聽歌的人有一些思考。

當時我還想把對於性別的思考讓大家知道，於是寫了《忘記他是她》（忘記她是那麼樣？只記起風裡淌漾玫瑰花盛開的發香；忘記他是那麼樣？只記起寬闊肩上紋上鐵青色的肖像。愛我是他、什麼是他？不理上演那幕，忘記他是她不知覺）。「他」在口語中是不分男女的，但寫出來卻分成了男女。粵語裡就沒有男女之分，不論口語還是書面都是「佢」。我用這首歌就是要說，如果你愛一個人的時候，可能只是愛他給你的一個感覺，有時已經忘了他是男是女。真正管這個人是男女的是社會，而不是戀愛裡的人。比如我們很習慣的詞彙，說到「仁」就連起「義」，說到「性」就連起「別」。這讓我們習慣去找兩性間的不同，而不是找尋大家相同的地方。總之在《意難平》專輯和《神經》專輯中，我寫了很多關於大時代、大問題的歌詞，作為對當時的歌壇、流行文化的批判。

1992年，我開始住在荷蘭。當時香港把需要填詞的歌曲磁帶快遞到荷蘭最少需要3天，我收到後再把填詞的內容傳真回香港。這時的香港流行樂壇是不允許這樣慢的一個過程的。於是那段時間之後，我的創作就越來越少。直到後來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我才恢複了填詞創作。而且香港流行歌壇的工業模式也發生了改變。過去的詞人都是個體戶，後來大部分創作者都與唱片公司簽約，所以我也簽約了寶麗金唱片。

1997年前後，我就慢慢感覺到歌壇的變化，看出粵語文化正在勢弱，普通話的文化愈發重要。我一方面還在做粵語的創作，另一方面也希望多用普通話寫歌詞，可以跟不同地方的華人進行交流，於是簽約了台灣滾石唱片。其實我作為一個在香港出生，說粵語、英語長大的人，在華人語境中總會感到自卑，覺得自己說的不是中文。進行歌詞創作更是有很多不同。比如粵語歌詞喜歡用單字，像「塵」，但普通話就要用「塵埃」。比如粵語歌詞中不會有「的」，但普通話歌詞就必須有。假如你想寫「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用普通話就可以馬上寫進去，但粵語就不行，粵語每個字的發音都不同，都要考慮，就像填宋詞一樣。當時我得到很多講國語朋友的反饋都是說「你的歌詞在我們平時說話時不會這麼說」。粵語歌詞可以把邏輯關係進行調換，因為粵語從來不要求歌詞邏輯與日常生活一致，但普通話歌詞就必須是日常生活的語法。

到了2007年，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流行歌依然大多數是情歌。情歌是應該存在的，但不能「太多」。於是我就寫了一首《愛愛愛》（會不會整個時代只有一個告白？誰不愛過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為了愛愛愛。有一天翻開辭海找不到愛，花不開樹不擺還是更暢快，愛還是會期待，還是覺得孤單太失敗，我愛故我在）。我覺得大家陷入了一個怪圈：因為我們缺乏愛，所以喜歡聽情歌。但情歌變成主流、大家聽得更多之後，就更加覺得缺乏愛，於是更需要情歌……這幾天我在北京看了一些非主流的演出，比如周雲蓬、小河。我覺得他們寫的歌詞都特別好，都是來源於實實在在的生活，我覺得我怎麼就寫不出來呢！

我覺得粵語歌曲或者香港歌壇，事到如今只能算做是時代的一個過程。我對待粵語文化就像對自己的孩子，有信心它可以活下去，但對它的未來也是有些擔心的。雖然現在網絡音樂很發達，但我相信還是有人喜歡買唱片，有人喜歡看歌詞聽音樂的。我在香港樂壇其實一直都沒有那麼多的聽眾，萬一真有幾百萬人聽我的歌我自己也不太習慣。也許今後就像今天一樣，只有幾百或者幾千人來跟我交流粵語歌，這也不錯。